卷又市井的感觉。
这是造型组根据栗山要求而特意更改的形象设计。漂亮的女人从事革命太过显眼,潜伏成本高,如此市侩的模样,成为英玉华一次次躲过盘问搜查的契机。
但无论如何,上海对一个革命者来说,都太过危机四伏。这个城市里还在坚守的同志越来越少,不是被捕,就是被迫害,终于,再又一次将宣传读物送往秘密印刷点后,回到弄堂的英玉华,见到八仙桌上碗口到扣,一张纸条字迹潦草:「已暴露,连夜出城,切勿停留」
拍摄第九天,应隐转至位于更北方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旧址,进行B组的农村戏份拍摄。
原本顺利的拍摄从这一天开始出了问题。按影片的美学设计,在农村的戏份是宁静的、和煦的,冬季的母亲河泥沙沉淀,清澈地在平原上平缓流淌而过,白鹭起落,风穿行于沿岸的芦苇荡间,温热悠长。
但天公显然不作美,先是应隐的那班飞机因为沙尘暴和雷暴而迟迟无法降落,最终被迫降在两百公里之隔的邻市。为了不耽误进度,剧组联系了车辆,将她连夜载往片场。但后半夜暴雨骤至,传来前方小段公路塌方的消息,只好绕道另一条砂石路。
这路经过矿区,平时都是大型工程车和火车进出,早将路压得坑坑洼洼了。开了一半,这台临时调度来的商务车果然抛锚,冒雨抢修两个小时后再度上路,抵达剧组时,已是凌晨五点。
B组的制片主任是熟脸儿,叫杜若堂,圈内人喊他老杜,油滑得捉不住,惯会捧高踩低看脸色行事的,见应隐遭了这么大罪,隔着两里地就开始叫唤:“应老师应老师我的应老师,哎哟,按说走公路也就仨小时的事,谁也没料着塌方啊——打喷嚏了?毛巾呢?怎么没人给应老师送热毛巾?我带您去房间,您扶着点我……”
应隐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,白色球鞋刚一下地就是一脚泥。
“这里还下雨?不是缺水吗?”俊仪跟在后面问。
“是啊,”老杜连俊仪的话也垫着,“可不是吗?我们向导也说少见。”
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景区,也是个自然村落,平时基本没人来,只在春天开梨花时,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。片场就在村子里,剧组则住在村外唯一一间景区酒店中。这种条件下也别挑什么五不五星单不单间了,所有人一视同仁全住标间,工人师傅们有些就干脆到村民屋子里借宿了。
老杜把住宿条件一板一眼地通报解释了一遍,宽慰道:“还是有好处的,热水快,有电热毯,毛毯管够,您还好就拍几天,将就将就。”
哪知这个“几天”就变成了一周,又从一周茫茫然地无限期了下去——
因为天它老是不晴,太阳它老是不出。整天阴着,对于需要自然光的户外戏份来说,无疑是灾难。
B组的摄影风格是钉死了的,唯其光影流淌岁月静好,才更能衬托血色牺牲的残酷无常。一个革命者,她死的那天也许天是蓝的,风是暖的,鸟是叫的,芦苇荡芦絮纷飞,自然界的一切都很美好,但她就是死了,与美好的一切作别。
这是栗山一贯的死亡美学,虽然他只担任总监制,但他的风格显然强烈地影响着整部片子。因此,除了等太阳,B组也着实是没别的办法了。
分管这边的制片人天天半夜爬起来看星象,就差自己跪地上起一卦了。有时候难得晴一个小时,整个剧组人仰马翻,吭哧叮哐一顿凶猛操作,还没来得及调好光,乌云便又来了。
应隐那晚上就受了风寒,头几天感冒昏沉,后面几天别的症状倒是没了,但一睡觉就咳嗽,直咳得胸腔疼。
睡不好,第二天仍得早起化妆,然后在对太阳光的漫长等待中昏昏欲睡。
商邵每天例行问她拍摄顺利与否,应隐不想让他多担心,总说“顺利”,“顺利”得超期了六天后,瞒不过去了,老实交代:“一直在等太阳……”
“等太阳?”
“嗯,没太阳光,就没有导演要的感觉。”应隐坐在小马扎上,答着答着,想咳嗽了,便找个借口说导演找,匆忙之间挂断电话后,撕心裂肺咳嗽起来。
俊仪一边拍着她的背,一边把一旁沏的八宝茶递给她润喉。她细心,沏茶时将芝麻挑了,多放了几片苹果干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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