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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心隐在文中直接说,讲学之事起源于孔子,张居正欲毁讲学一途,便是自绝于圣人之道。

何心隐与张居正也算是旧识,事实上,何心隐的名号如今越传越响,也与张居正脱不开关系。

何心隐和耿定向关系不错,耿定向曾将何心隐引荐给张居正,可惜两人天生气场不合,张居正言何心隐“时时欲飞”,判断可谓十分准确,而何心隐曾在耿定向面前道,“此人必当国,当国必杀我”,判断也准。

随着张居正当国日久,何心隐的名气一日比一日大,天下读书人似都在等他那句“当国必杀我”,看张江陵是否真能痛杀何心隐。

《原学原讲》一文自然又将张居正狠狠得罪了一通,因而正月一过,张居正便令礼部重申,儒童读书经社学,生员读书经府州县学,而不必经书院一途。

除此之外,何心隐也被湖广巡抚王之垣逮住,被下了牢。

此前何心隐几次三番被通缉,都因官场上有人相助得以逃脱,但这一回张居正十分恼怒,纵是读书人群情沸腾,王之垣依然不肯将何心隐放出。

柳贺与姚弘谟琢磨数日,终于将一份报纸的框架搭了出来。

大明朝与后世毕竟是不同的,朝中若出了政令,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叫百姓知晓,官与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,百姓们也接受了这种不平等。

因而头版放什么,柳贺很是纠结。

细想之下,这报纸都不必处处仿照后世的报纸,只论礼法也可,比如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碰撞,便可堂堂正正登于其上。

朝堂与民间大儒论礼的文章也可放于其上。

而到了具体的政见上,则可以强调其推广之效与具体缺陷,比如一条鞭法在地方上的施行,其中若有不当之处,就可通过报纸曝光。

次版三版等,则可放一些快讯,比如某名人逝世,还可放些农事水利医学的科普,比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节选,还有袁黄写就《举业彀率》,可谓士子在大明朝必备的《五三》。

后几版的内容并不重要,重点仍在头版,柳贺此时已经可以想象,若报纸真推出了,效用好的话,恐怕能抵过数十位御史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是朝堂权力向民间的让渡,便是交至

张居正手中,他恐怕也会不许。

……但也未必。

就如科道,落到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手中,便是排除异己的武器,说是指哪打哪也并不夸张,可之后申时行登首辅之位,他制不住言官,言官便处处与他作对,当时万历又借助言官牵制内阁,言官势大时甚至可以提名阁臣。

武器本身是不带目的的,要看人如何用它。

……

潘晟将二人琢磨出的报纸细细翻阅了一遍,看向柳贺的神色更是意味深长。

他原以为柳贺只是随口一说而已,然而他见了柳贺给他的例报,只觉内容十分充实,许多民间之物潘晟也未听说过,比如柳贺此前进程给天子的甘薯,他似是找画师将甘薯画下,又详说甘薯如何晒干保存、如何烹食、如何种植。

还有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一栏,将薄荷这一味草的用处讲得明明白白。

“柳泽远之才老夫原已知晓,今日再看,老夫不知之处仍有许多。”潘晟道,“只是这头版,老夫也不知元辅能容忍到哪一步。”

姚弘谟附和道:“泽远已极是小心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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