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匠镌刻四十六石碑，立于太学门外，观视摹写者填塞街陌。四弟请看，这便是蔡中郎亲笔所书碑刻的摹写本。先父渡江之时精简藏书，六经只留了《熹平石经》的碑拓本，以为此本价值最高，文字全经鸿儒考证核对，不似前代抄本多有谬误穿凿，民间后来流传的六经亦多取此版。”
说到这里，她发现谢安也凝神在听，于是声音放得比平时稍缓，给他时间思索：“官定碑刻的传播力绝非讲学可比，我以为后汉民间经学盛行，《熹平石经》功不可没。也正因如此，后来曹魏建都洛阳，先修补在战乱中损坏的旧碑，又于正始年间增刻新碑，补齐文字磨灭难以修缮的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。”
印刷术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对现代人是常识，对晋人却不是。
有识之士朦胧预见到了官定碑刻对于统一典籍版本的显著效果，却无人能够看清这一技术未来更广大的前景，甚至连蔡邕刻熹平石经也没想到能用碑刻大量印刷，只是为了方便更多人看。
王琅能够理解他们的局限，不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——从她经历的信息时代到大数据时代的变迁来看，即使十年后看来准确到令人震惊的预言在当年也没激起多少水花，更多的人只会将信将疑，直到巨变真的影响到自己才后知后觉接受——她要的是观点足够新颖，能引起广泛议论，从而借机生事，制造出一把操控在她手中的利刃，于短期内达到她“不可告人”的政治目的。
“请再来看这本《论语集解》。”
她打开一本帛书，询问谢万：“此《论语集解》是前朝旧物，非我命人誊抄。四弟可看出与《熹平石经》碑拓有何区别？”
谢万看了看她摊开的《论语集解》，摸不准她的意思，又不肯多问，蹙眉高傲道：“缣帛、笔墨、法书、体例，处处俱是区别。”
王琅微笑不语，又看向谢安。
谢安取手帕擦拭双手，然后才轻轻将布帛在书案上展得更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抬头看向王琅：“恐怕琳琅想要的就是阿万给的答案。”
王琅弯起眉眼。
同一个问题，谢万想的是问题的答案，而谢安透过问题看破了出题人的意图，从而得到她想要的答案，境界完全不同。这人不出山，确实是天下苍生的损失。
“在我看来，《熹平石经》的出现并非一个独立事件，而是一场变革即将到来的标志。自孔子聚门徒讲学以来八百年，经学的传播形式并没太大变化，依然是老师口授，学生抄写，流传效果取决于宫中是否重视尊崇儒术，愿意在中央、州县投入人力物力推广。然而近百年来，情况逐步变化。先是后汉蔡伦造纸，工艺不断改良，如今成本接近竹简，效果却近似缣帛，只待民生安定即可大量生产。随之而来的是制笔工艺的改良与书写字体的演变，蔡邕写《熹平石经》用隶书，这是秦人为了便于在表面为弧形的竹简上书写而推行的字体，在纸上写字却显得累赘缓慢，于是有了楷书、行书的风靡于世，书写流畅快意，速度是用隶书在竹简上书写的几倍乃至十几倍。正是有了这些技术工艺上的革新，经学也发生了一场革新，这才导致仿佛一夜之间，许许多多集解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。”
她翻开荀勖的《中经新簿》，摊到记录《论语》相关解释书籍的页面展示给两人看：“仅仅为《论语》做注，近百年间就有几十余家，这还是在战乱频繁，连太学都屡次荒废的情况下。再往前四百年里，即使是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汉武时期也没有这样的场景。”
“现如今内部安定，府库充盈，有余力推行文教，我已上书丞相，请召名儒入京，共同辩论评定诸家集解之高下长短。为免众意纷纭，良莠不齐，先于会稽试开集会遴选，公推胜者入京。四弟文采风流，可否为我做一篇序，记叙集会用意？”
这是文人很难抗拒的诱惑。
原因也很简单，章句辞藻是一回事，立意是另一回事。有这样新奇而富于开创性的见解做立意，即使写出一篇传世名作也不稀奇。以谢万爱炫耀的个性，即使他内心对王琅充满警惕，也只是假意推辞了一次，等王琅请求第二次，他就唯恐王琅反悔地应承下来，并兴冲冲回去构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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