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没做到。
番薯在闽粤种植后，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。
万历年间，何乔远写的《闽书》，卷一百五十赞美“番薯”。
说它“不需天泽，不冀人工，能守困者也；不争肥壤，能守让者也；无根而生，久不枯萎，能守气者也”等等。
他也曾参政，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，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。
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。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，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。
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，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，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。
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，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，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？
答案是没多少。
无独有偶，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。
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，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。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，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。
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，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。
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，但不易人工饲养，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，这就有了养鸭除蝗。写成了《治蝗笔记》，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。
明廷有重视过吗？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。崇祯年间蝗灾肆意，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？
又一次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。
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，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，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。
比如《治蝗全法》就收录此术，且记载使用效果。“咸丰七年四月，无锡军嶂山，山上之蝻，亦一鸭七八百捕，顷刻即尽。”
回望大明，高产作物、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，为什么硬生生错过？！
或许，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。
万历年间发生过一起水稻事件。
徐贞明上书皇帝，希望在北方试种水稻，他有了让水稻在北方增大产量的方法。
这样做好处多多。能减少漕运送粮的途中损耗，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粮食收入。
我们知道万历年间已在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期危机之始。粮食多多的，听起来该是被采纳的良策且立刻执行。
事实确实却极为荒唐，部分北地大臣围而攻之，极力反对北方水稻种植。因为一旦成功，北方就要分担原本部分南方的运粮任务，其赋税额度必增高。
不改变，是对当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选择。
对于大明来说，这种选择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许许多多次当革新之物到来时选择了打压。
万果皆有因，万历朝结束的二十四年后，明亡。
如今再看明之亡，是不是亡于天公不作美的小冰河期，想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心中自有答案。
补一句，这种北方种稻方式也为他人做了嫁衣。
清朝，雍正全面推行了前朝徐贞明的方案。十余年后，京津与河北水稻成片。
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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