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役和非战役减员（比如遇上毒蛇，走路栽坑，吃坏肚子之类）等送医的将士，总计有三千一百四十九人，最终在韩盈来之前的死亡人数，只有一百五十七人。
4.8%的死亡率，一个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的数字。
一战的五十年前，也就是已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，在已经出现现代医院，医疗技术蓬勃发展的时候，克里米亚战争送往战后医院的伤员死亡率，仍旧能高达50%，直至南丁格尔女士运用统计学去改善伤员的救治与护理，才将死亡率降低到了2.2%。
而在古代，虽然从战国时期，就已经有了在军中配备医士的思潮和行为，但直至医疗较为发达的唐代，也只能每营，也就是三千人才能配给一名医生和一个下属。
也就是说，在韩盈没有给军中普及急救，配战后备军医前，基本上没有医疗救助的军中战后死亡率，绝对远超克里米亚战争时的统计。
即便大家没有意识去统计这些，可死一多半人和死了一百多个人的差距太过明显，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战后事宜的人就能明白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！
显然，在作战上一窍不通，但对军事还算了解的刘彻在翻看这份具体统计到个人的报告时，眼睛开始逐渐瞪大，原本有些随意的姿态也开始坐正，甚至顾不得和韩盈说话，直至将这份奏书全部看完，他才重重将奏书拍在案几上，极为高兴的赞道：
“好啊！竟救活这么多人，可真是大喜事！”
战后死亡率的降低，绝不只是减少骑兵损耗那么简单，它能极大地提高骑兵作战的士气，增强他们对于汉国的归属感，更能让大量的，拥有战争经验的老兵重返战场。
这是重中之重。
无论古今，形容一支部队强大都会用‘百战之师’，打过仗的士兵和没打过仗的士兵，那完全是两个概念，前者能够从容的听从统帅调度进行拼杀，后者恐怕紧张的连槊都握不稳。
而除了这些，能够治病救人的军民医院，也不只会在这里发挥作用，毕竟骑兵机动性还是太强，远没有发挥出军民医院的全部潜力，倘若配备给步兵，那医生还可以承担供应军队应对极端环境，比如处理冻伤，瘴气，瘟疫等诸多降低军队战斗力的事宜，甚至还可以在关键时刻，尽量救治将领的生命。
更妙的是，医院就地生产的关键药物，白药，其原材料极为容易获取，制备的成本，远低于其它药材，夸张点说，只要种的小麦足够多，那再多付出点粮食和人力成本，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！
这代表着推广至全国，完全不是空想，而是能实现的现实。
清楚意识到这点的刘彻极为兴奋：“此等大喜之事，必当同庆，来人，取三百金，送去韩尚院府邸！”
和历史上不同，汉国最近两年的国库实为丰盈，本就优待属下的刘彻，在有钱的情况下出手更为大方，一高兴，半个万户县的一年税收就赏了出来，快的韩盈都来不及说句拒绝。
她只能道：“多谢陛下恩赐。”
这声音没有太多欣喜，只是正处于高兴中的刘彻并没有听出来，他的关注点全都在药上：
“白药的药效真不能再稳定些？怎么别的药材放个几年十几年都没事，就它稍微保存不当就要变成毒药，还会致人而亡，这如何让将士有药可用？”
土制土霉素能做出来都已经不容易了，以现在没有更无菌，密封防潮等包装材料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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